做记者、拍电影看穿人心这些光鲜招牌都不及她心里两个字

【发布日期】:2019-07-08【查看次数】:

  赛马会挂牌。从小接触文学,大学和研究生学了九年中文,当过记者,做过电影。因为不断地跨界和尝试,巫昂活成了不少人心中想要的模样。

  不过,在她眼里,写作才是自己人生从始至终的重心。年轻的时候,就该倾注全力去生活,增加各种生活经验,然后寻找一个类似于隐居地的地方,专心致志地写东西。

  于她而言,这是一件需要与之建立生命联系的事情。现今,她的诗集《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你的生命之中》出版,借此机会,记者采访了巫昂,去分享她对于写作的态度和理解。

  生于福建漳州漳浦县知识分子家庭的巫昂,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遍了国内外的经典文学作品。

  “读书一直是我们家庭的家风,是很正统的一个事情。”巫昂说,自己和弟弟长大以后不会打牌,也不会打麻将,因为家里就不提倡干这个事情。

  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山洪暴发,新华书店拿出被泡坏的书来便宜处理。”巫昂说,那次,自己的父亲买了一袋,才花了5毛钱。拿回家后,父亲把书晾晒干后,给孩子们读。

  这一麻袋的书里,有卡尔维诺的《一位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、史蒂文森的《化身博士》等经典作品,为后来她对文学的兴趣打下了基础。

  “那时候大人平日买书其实很少,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允许。所以当时一下子有了很多书后,我每天就从这堆即将发霉的书里面拖一本出来,比如读人文社网格版的赵树理的短篇小说,我要小心翼翼地撕开,就怕撕破,因为对我来说每本书都很珍贵。”巫昂说。

  受《红楼梦》的影响,巫昂开始创作古体诗,上中学时,和一个热爱文学的闺蜜在课上交换小纸条,互相和诗。“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。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,觉得那根本不可能。”巫昂笑言,高一时自己还是“学渣”,班里六十个同学,她排第五十五名。

  高二时,父亲的一句话就像鞭子一样触动了她:“你要是考不上大学,就在这个小县城里找个人嫁了。”

  “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。”从那时起,巫昂奋发努力。1991年高考时,她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。

  “读大学时正好是国内作家和国外作家作品大量出版的时候。我们那时都很崇拜莫言、王安忆、张炜、马原、余华……先锋小说家的书一出版,中文系的同学都人手一册在看。”巫昂说。

  那个时候,也有大量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在国内翻译出版。巫昂都会第一时间去阅读这些作品,卡夫卡、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米兰·昆德拉……她还花了一个多月读完了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

  “我的性格里面有追求与众不同的成分,一定要成为那个少数派,大家越追捧,我就偏要特立独行。”所以,虽然大学时写过诗,但是她并没有加入当时风靡一时的复旦诗社,也从不承认自己是个写诗的人。

  1996年到北京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所后,巫昂与文学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“读研究生时也是看文学书居多,因为大量的文学阅读让我有了写作的可能,大概1998年我开始写诗。”巫昂说。

  研究生毕业后,巫昂到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做了记者。当记者时经常出差,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要出两趟长差,一次一个礼拜。工作很忙,写稿效率极高的巫昂,充分利用出差时的空当时间,“在机场、酒店,当时觉得写诗没有办法填掉那些时间,就开始写短篇小说。”

  成为诗人后的巫昂,因为很多尝试和跨界,活成了不少人心中想要的模样。她当过记者,做过电影,也当“另类的心理咨询师”。她是国内非常专业的笔迹心理分析师,在这个领域也带出了不少学生。

  在她看来,年轻的时候,就应该倾注全力去生活,去增加活着的各种经验,然后寻找一个类似于隐居地的地方,专心致志地开始写东西。

  “我的工作比较复杂多样,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一些,但核心和重点始终还是写作。“巫昂不断强调,写作是自己所擅长的事情里面最专业和最深入的,所以一切的事情都要让位于写作。

  最近两年,巫昂经常读的一本书就是赫拉巴尔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者》,她觉得这本书和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像。

  “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。”巫昂说,定位自己为诗人的她,也在过一种接地气的生活,她会去买菜,到那个很多老百姓的地方,然后会去逛胡同,去鼓楼西剧场看话剧,偶尔去酒吧看展览,然后带着朋友去胡同里的那些院子里的餐馆吃饭,每天早上一起床,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,无论如何都要坐在电脑跟前,任何外出都要安排到下午,晚间则早早上床睡觉。

  “作家是很怕自己没有表达欲的,而这个需要活水,需要源源不断地阅读和接地气、深入地生活。”巫昂说。

  因为自己一生最热爱的事业还是写字造句编故事,所以身边有很多坚持写作的朋友。

  我的闺蜜中巫昂、尹丽川都是一直坚持写作的范例。由于中国稿酬版税不高,作家们往往养活不了自己,所以为了能坚持写作,他们要从事一些别的职业,赚取生活费用。

  比如巫昂开过淘宝店、参与过商业电影的工作、当过记者;尹丽川除了写诗,还当导演。

  认识巫昂太久太久了,那个时候还青春年少,我们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一起听过课,后来我去南京大学读书,她来南京玩,住我的宿舍,记得那是冬天,我们穷得连一张热水澡票的钱都没有,我们只得用冷水洗澡。

 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广州,成了一名突发新闻记者,而巫昂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去了《三联生活周刊》,是深度调查记者,常常操刀专题和封面报道。

  2003年SARS暴发后,她带着任务来广州采访,住在我正在供着的丽江花园的房子里。对于SARS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疾病,我们也是知之甚少。

  我们一起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采访钟南山,后来我还陪她去了香港淘大花园采访那幢因为SARS死过100多人的房子,那时的香港非常萧条,街上很少人,过海的邮轮上,只有一朵朵紫荆花瓣的造影在船板上独自开着。

  有一天晚上,巫昂怀疑自己被感染了,然后我们就喝板蓝根,隔一会儿再喝,一直折腾到半夜,她说自己还是不太舒服,我也感觉自己病了,我们商量着说,要不要打120去医院看急诊。

  毕竟广州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,我说打120,去了医院,万一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们隔离起来了咋办?采访不是就完成不了了?

  她兜兜转转,还在北京,租住在宋庄的小院子里。最近听说她搬进城里了,理由是“写东西的人要跟普通人在一起,不能总是和同类相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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